抚台军令的官军寥寥无几。高名衡自觉羸弱，上疏请求朝廷添兵助剿。朝廷经过商议，敕令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麾下将领虎大威、张德昌等进豫。庞劲明快到登封时，杨文岳本人恰好刚到附近的偃师，各部官军沿道戒严，他们因此受到了波及绕了些山路，以至于迟到。

　　短短一个月时间，福藩被灭、襄藩危若累卵，作为统筹各省防务的督师，杨嗣昌难辞其咎。可崇祯帝心里清楚，若要治罪，杨嗣昌难逃重罪。但若真的治了罪，杨嗣昌的位置可比李仙风难处置得多，自己也势必大失颜面。

　　所以即便一直强烈反对杨嗣昌的刑部主事雷演祚激烈抨击认为杨嗣昌有“六可斩”的死罪，户科给事中左懋第也认为杨嗣昌“费兵耗饷”、“虚妄欺诈”、“使藩封死亡，社稷阽危”，并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河南道御史叶初春、掌左府事定国公徐允祯、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兵科给事中张缙彦等群臣弹劾如潮，“极言枢辅之恶”，要求追究杨嗣昌的罪责，但崇祯帝依然悬而不决，甚至把六部九卿及科道诸臣召进宫内，亲言“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大家排斥，意欲沽名”等话，软硬兼施着护短。群臣见此，亦只能三缄其口。

　　崇祯帝维护杨嗣昌，将治他罪的事拖着，寄希望于杨嗣昌短期内再立功绩以塞群臣之口，反过来，对楚豫等地其他军镇，处置起来却毫不犹豫，大有让这些军镇为杨嗣昌挡箭背锅的意思。

　　左良玉就以“怠战不进，坐视襄阳陷落”的罪名被革职，戴罪立功。“被革职”看似处罚重大，但若后面加个“戴罪立功”，那性质完全不一样。通俗点而言，便是“杀贼以自赎”，相当于缓刑，只做敲打之用。不单左良玉，洪承畴、贺人龙等各地军镇文武官大多都受过这种责罚，不会真正伤筋动骨。而赵当世虽说及时光复了襄阳，但依然因“功过相较，过大于功”，同样受到了处罚，大体和左良玉差不多，都是些虚罪——崇祯帝心知肚明左良玉、赵当世等都是保杨嗣昌的替罪羊，不能负主要责任，是以有愧于心，并没有真正追究。

　　处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楚豫等地贼势越来越猖獗，杨嗣昌靠不住，崇祯帝只能再次直接插手军务。在他一系列的布置下，除了让保定总督杨文岳率军援豫外，勇卫营监军太监刘元斌扼光山与固始、卢九德控潜山与太湖、湖广巡抚宋一鹤截蕲州与黄州、安庐巡抚郑二阳驻守庐州、凤阳总兵牟文绶防御凤阳与泗州、新任湖广总兵钱中选卫承天府、颍州兵备道张懋爵来往颍州与寿州等地。再以杨嗣昌任命的职方郎中杨卓然主持楚地工作、漕抚朱大典进总督职进兵英山与霍山等等。看似调动繁复，大动干戈，实质上遥控指挥的京师完全不了解楚、豫、南直隶等地的官军部署，整个二月，各地官军纷纷调动，行伍混乱异常，遗留防区空隙无数，贼寇流窜任意自如，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大为恶化。

　　唯一能算作好消息的怕只有豫将陈永福、高谦与开封府推官黄澍、祥符知县王燮等合作力战击退了侵略开封的闯、曹联军，使得河南局势不至于进一步糜烂。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开封之战中，封藩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大散家财以资拒贼，大振了官军士气。比起一毛不拔乃至覆灭的福藩，周藩可称自救的正面典型。河南副总兵陈永福之子在此战中甚至射伤了亲自在城下瞭望的李自成的左眼，为退贼立下大功。陈永福也因战从河南副总兵升格成了河南总兵，成为方面重将，陈德亦从守备拔擢游击。叛降贼寇的王绍禹、罗泰、刘有义等皆被擒获问斩。

　　以上种种，都处在赵当世的严密观察之中。这些或远或近的事件都对赵营往后的发展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但在赵营紧锣密鼓攫取襄阳府权力的风口浪尖，却有三件事尤为重要：第一件，随州知州范巨安调任襄阳府知府；第二件，左良玉的军队有从郧阳开拔的迹象；第三件，杨嗣昌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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